魏源被誉为近代中国“睁眼看世界”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。鸦片战争的失败，不平等条约的签定，使这位素抱经世之志的传统士子受到很大的刺激。虽然他生活在中国内地，没有在沿海前线作官的经历，也没有出国留洋的经验，但他以强烈的经世意识和良好的学术素养，广泛阅读，深入思考，大量著述，率先提出了解外国（“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”）和学习外国（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）的主张，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伟大先驱。
为了启蒙国人“睁眼看世界”，魏源受林则徐之托，于1842年编定了一部五十卷的世界地理著作《海国图志》。1847年修订、增补为六十卷，1852年则扩充到一百卷，总计八十八万字。魏源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：“是书何以作？曰：为以夷攻夷而作，为以夷款夷而作，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。”出于这样的功利目的，他花了整整四卷的篇幅（占“大西洋欧罗巴各国”十七卷的四分之一）专门介绍英国，就因为英国是当时中国最强大、最直接的敌人，也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强大、最具“长技”的国家。“佛兰西国”（法国）则是作为一个当时与中国非敌非友、而“与英吉利不睦”的“欧罗巴洲富强之国”，以两卷的篇幅加以介绍的。
《海国图志》所征引的图书资料非常广泛，从古到今，从中到西，从书到图，多达近百种。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“辑录之作”，但也并非“剪刀加浆糊”式的简单汇集，而是下了很大的“钩稽贯串”的功夫。专门介绍法国的“佛兰西国总纪”上、下两卷（卷四十一、四十二），总共征引西人著作八种，除了慕瑞原著、作为《海国图志》全书之基础的《四洲志》以外，还有艾儒略的《职方外纪》、郭实腊的《贸易通志》和《万国地理全图集》、衤韦理哲的《地球图说》、玛吉士的《地理备考》、马礼逊的《外国史略》和澳门《每月统纪传》；征引国人著述共五种，包括《明史》、《皇清四裔考》、颜斯综的《海防余记》、王大海的《海岛逸志》和徐继?的《瀛寰志略》。无论从征引书目的种数还是书中实际所引的内容来看，西人著作的比重都大大超过国人著作。这正合乎魏源“以夷人谈夷地”、“以西洋人谈西洋”的意图。
在考证具体史实、处理古今中西记载的歧异问题时，魏源的基本原则是立足于今、西，即主要以新的著作、西人著作为基础和依据。例如，在介绍“佛兰西国沿革”时，他首先引用了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《职方外纪》中的材料，然后是《明史》中关于中法关系的记载。在这两段引文之间，魏源特意加按语说：“《明史》在此书之后，并不知据此为蓝本……明人荒陋至此。惟此纪国王以手愈疾，自古至今皆然云云，则夸诞无稽之说。”他依据其它资料，指出明人的“荒陋”之处，使读者在接下去阅读《明史》中的记载时，心中自然有所警惕，从而有助于消解《明史》对法国的可笑的偏见；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西人著作中的“夸诞无稽”之处，表现了一种不迷信、不偏颇的科学态度。
数量庞大而往往互不相符、甚至彼此抵牾的各种材料，经过魏源独具的慧眼和大家手笔，巧妙地构成了一个内容涉及法国地理位置、历史沿革、政治制度、军事实力、物产人口、风土人情、宗教信仰、行政区划等各个方面的色彩斑斓的多面体，展示出一幅前所未有的“佛兰西国”的立体图画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力强盛、文化繁荣的法国，当然也可以反观出编撰者魏源的开明的思想和忧国的目光，以及其中隐隐折射出的“大清国”的某些现实。
《佛兰西国总纪上》开头是“欧罗巴人原撰，侯官林则徐译，邵阳魏源重辑”的《四洲志》里有关法国的记述，《佛兰西国总纪下》的结尾则有魏源附加的几段总结性的“按”语。这两部分开头结尾的内容，可以视为魏源对其心目中的“佛兰西国”形象的集中描绘。其描述的侧重点与美英等国有所不同：对于“弥利坚国”，魏源主要赞扬其民主制度；对于“英吉利”，则主要揭露其侵略本性；而对法国，魏源主要关注的是其繁荣的文化教育事业和争强、慷慨而仗义的民风与国格。
有感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，魏源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“经世致用”的人才身上，因而主张大量培养实用人才，重视和选拔有用之才。在辑录介绍法国的资料时，他特别偏重于反映法国文教事业方面的盛况和成就，如各类学校发达齐备，条件优越，藏书丰富，国人“尚文好学”，生员众多，人才济济，而且“国家重儒，有才能者即速官之”云云。这些材料未必准确反映了当时法国文教事业的真实情况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“佛兰西国”的这一面在魏源的视野中显得尤为亮丽，也颇为仕途坎坷而求知若渴的他所青睐和神往。关于“佛兰西国”的民风与国格，魏源所辑录的材料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文教方面。这些材料来源各异，在某些方面自然是互相冲突的，不过总体上至少有三点相同之处：一是该国“危时敢作敢为，宁死不屈人下”、“偶有陵侮，必思报复”的气节。这与中国当时兵败英夷、丧权辱国的现实相照映，也与魏源反抗侵略、保卫国家的思想相一致。二是“国土极膏腴，物力丰富，居民安逸”。这是生活在灾难深重的中国的魏源心目中的一处可望而不可即的“世外桃源”。三是“争先处强”，“尚勇好战”，而又“仗义执言，不似诸国之专于牟利”。这说明魏源当时对于法国的侵略扩张也有一定的认识，只不过觉得其“不以此为重”而已。论及“拿破仑之百战百胜”而“终为降虏”的史实，魏源指出其“兵不戢而自焚”的下场，似乎既是为法国重提“前车之鉴”，也是对侵华的英吉利“黩武者”敲响的警钟。
统观“佛兰西国总纪”上下两卷，魏源特别注意将法国与其它国家进行对比，以凸显法国的与众不同之处；同时也将中国与法国关联起来，思考中国的救亡图存之道。例如在对外贸易方面，“欧罗巴各国皆以贩海为业”，英美等国每年来华的商船“多者百余艘，少亦三四十艘，所贩鬻者多棉花洋布粗重之物”；而“佛朗西商船最少……入口之货，皆羽毛大听钟表诸珍贵之物”。魏源用推测的语气说：“盖其国物产丰盈，制作精巧”，“售之欧罗巴各国即已利市十倍，不必远涉数万里而谋生”，“其航海而东来也，意在于耀声名，不专于权子母”。他由此得出结论说：“国势既殊，用意迥别，其情势可揣而知也”。再如军事方面，魏源根据英法两国“世寻兵戈”的史实，指明它们之间“自古有大仇”而“不能解释”的敌对关系，同时介绍法国的军事实力强大，“可与英吉利抗衡”，“英吉利所畏惧也”。既然法国是英国“畏惧”的敌人，魏源于是从战略高度提出了他的“以夷攻夷”之策，即联合法国和美国抵抗英国的侵略。他说：“攻海之法莫于佛兰西与弥利坚”。本来魏源所主张的“悉夷情”和“师夷长技”，目的就是为了“制夷”（遏制外国的侵略）。他这种“以夷攻夷”的设想是否可行，我们在此存而不论；而这种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著述思路，却是《海国图志》中一以贯之的。
魏源视野中的这个“佛兰西国”，无疑是一个国力强盛、文化发达、人民幸福而至少尚未与中国为敌、且有可能与中国结盟抗英的国家。这一形象或许未必反映了当时法兰西的真面目，或许至多只是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法兰西形象的总和。然而，魏源的这种多面呈现和综合描述，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了国人对法国与法兰西民族的看法。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，可以说《海国图志》首创了中国文学中的“法国原型”。随着文化传统的承继与延续，这些描述甚至成为言说法国的模式和套语而沿袭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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